青涩年华：一段关于生命、成长与朦胧情愫的七十年代记忆

“青涩年华”这个词，常被用来形容涉世未深、纯洁懵懂的少年时光。对我而言，它特属于那个思想相对保守、眼神却简单澄澈的六七十年代。如今回首，那段充满跌宕起伏的岁月，情怀似梦，往事如歌。在这个喜欢怀旧的年纪，用文字记录下这段刻骨铭心的历程，仿佛一场酣畅淋漓的宣泄。

### 生命的起点与童年的烙印

我的故事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南昌。我出生在师范学校旁小巷的出租屋里，父母当时都是学生。由于早产、先天不足，加上母亲缺奶，我日夜哭闹。在“早产儿应尽量母乳喂养”的医嘱下，父母无奈将我送到了清江县农村的外婆家。

那时，外婆正给不到一岁的小舅舅哺乳。为了挽救我脆弱的生命，她毅然提前给小舅舅断奶，让我接力吸食她身上残存的乳汁。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亲情接力，我始终感恩外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后来，我将这段经历写进作文《我的外婆》。当高中语文老师在全班声情并茂地朗诵时，我热泪盈眶。

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长大，我从小体弱多病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身体发育的关键期又遭遇了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。这导致我的身高最终停留在一米五七左右，成了一个“小个子”。先天的不足让我时常遭遇鄙视与嘲讽，性格逐渐变得胆小、内向、孤僻，甚至一度口吃。我常常独自捧着小人书，或蹲在地上涂画，以此自娱。个别孩子的欺负，我也默默忍受，时间久了，大家便不再理我。

在家里，作为长子，我得到了父母格外的呵护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他们总是优先满足我的需求，仿佛想弥补因“不慎”而给我带来的身心创伤。

### 知青岁月：从城市到乡村的淬炼

时光飞逝，父母最操心的是我的前途和婚姻，既怕我受人欺负，又担心我找不到对象。1974年高中毕业后，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。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父亲，担心我身体单薄，无法承受偏远知青点的艰苦，便通过关系，将我单独插队到新建县石岗镇城郊一个条件较好的李家村生产队，并安排在一户村民家搭伙住宿。

从此，我这个城市青年开始了懵懂的乡村生活。我和农民一起下田，插秧、除草、收割，赚取每天七分的工分。春插、双抢、秋收，早出晚归，从未落下。皮肤被晒脱几层皮，水田里被蚂蟥叮过，田埂上被毒蛇咬过。汗流浃背、腰酸背痛是每日的常态。幸而，乡亲们的淳朴善良给了我莫大温暖。他们主动问候，照顾我做轻活，逢年过节还会送来荤菜鸡汤，那份深情厚谊令我感动。

在集体劳动中，我见识了农民娴熟的技能和乐观的精神。他们会在劳作间隙哼唱民歌、讲笑话，青年男女打情骂俏，中年村民插科打诨，苦中作乐的氛围极大地缓解了疲劳。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丰富多彩。

### 独居祠堂与转机

然而好景不长。约半年后，房东儿子结婚，我不得不搬出。生产队长将我安置在村里一个兼作小学的老祠堂里，清出一个小仓库让我住宿做饭。我买来煤油炉和铁锅，开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。队长安排几户村民轮流以低价为我提供米、菜、油，并允许我提前收工做饭。

独居的日子格外难熬。祠堂离村子有段距离，门前还有池塘，宛如孤岛。夜深人静时，房梁上老鼠窜动，窗外蛙鸣猫叫，让我恐惧得难以入眠。自己生火做饭更是手忙脚乱，烟熏火燎。好在原房东一家常来帮忙指导。

每月回县城探亲时，我向父母倾诉了烦恼。父亲立刻找到公社书记说明情况。书记与生产队长商议后，决定让我与两位在上海插队多年、当时在附近建筑工地打工的知青——小鲁和小杨同住。他们的砖木平房宽敞明亮，我们三餐在机关食堂解决，我只用带午饭到生产队加热。新住处让我十分满意，生活终于安定下来。

### 老街偶遇与温暖情谊

新住处离村子约四里路，途中经过一条老街，公社就在街尽头。一次，父亲下乡检查工作，将我带到老街一户人家门前。开门的是一位面色黑里透红、年近六旬的余老师，他是当地文化站负责人。父亲让我以后多向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化人请教。

余老师的家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书香门第，字画、古籍、瓷器陈列其中。他的老伴是小学老师，女儿余倩正在公社中学读高二。由于是老来得女，父母格外宠爱她。余倩端庄温柔，举止间透露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良好的教养，成绩年年是“三好学生”，仅比我小三岁。

自此，我每天上下工经过余老师家，他们全家对我十分客气。余老师常带我去文化站借书，充实我的夜晚；每周还请我去家里吃饭“改善伙食”，每次都是余倩下厨，让我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。

### 患难见真情与朦胧的情愫

一天，余老师因常年抽烟喝酒导致旧疾突发昏厥。我正好路过，急忙找人将他送往医院，并悄悄通知他在外地工作的儿子。余老师住院的一个多月里，师母临行前嘱托我常去看看独自在家的余倩。我欣然应允，每日路过都会留意。